编辑部:

  刚走出苗岭,就迫不及待地想报告采访一线的情况。

  云贵高原的东南部,横亘着莽莽苍苍的苗岭山脉。群山中间流淌着千里沅江的上游清水江,江畔有一个贵州深度贫困县,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剑河县。听说这个县有一个村的驻村扶贫队员,自费“众筹”买车。真的吗?有这个必要吗?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?我们踏上了前往核实寻访的路途。

  正是在这次采访经历中,我们认为发现了一群最可爱的人。在我国广袤的乡村,有无数最可爱的人,为了农民、农业、农村,在挥洒汗水,奉献力量。比如那些坚守讲台的乡村教师,执着为农民看病的乡村医生,从远方来的支教者,振兴乡村的公益志愿者……他们,无数正参与脱贫攻坚的扶贫队员、基层干部,无疑也属于最可爱人的群体。

  “为了顺利开展扶贫工作,大家一拍即合,凑钱买台车”

  车程的艰难超出了预想,尽管知道贵州素有“地无三尺平”的谚语。

  山挤着山、水绕着山,剑河平地难寻。因为修筑水电站,前些年剑河县城要整体搬迁,可是全县找不到一块可以安置的平地。经上级政府协调批准调整区划,向隔壁台江县“借”了一个镇作为新县城所在。

  剑河县已经通了高速公路,但是剑河到南哨镇的路却并不好走,急剧盘旋的山路耗费2个半小时。从南哨镇出发,跌宕起伏的山路,如过山车在山顶、山腰、山底之间俯冲盘旋。有三处急拐弯,必须倒车才能通过。中间还要穿越黎平县的村落。经历3小时艰难车程,我们终于来到了翁座村。

  这是一个斜挂在山坡上的苗族村落,房屋全是木楼,已经入选“中国传统村落”。正在忙碌的驻村扶贫队员们大多穿着草绿色的迷彩服。外界的人可能对此穿着感到好奇,然而,在贵州的扶贫队员当中却是“流行服”。他们说好处一是耐脏,可以节省一些洗衣的时间投入工作,再就是契合工作要求,现在脱贫攻坚确实像打仗一样在抓。

  迷彩服使我们嗅到了浓烈的作战气息。确实,这个强劲的敌人就是制约山民生存的绝对贫困。把争取脱贫出列的时间锁定为今年年底的剑河县,年内已经开展了两次誓师大会,每个乡镇都设置为一个脱贫攻坚“战区”,每个村悬挂了“脱贫攻坚前沿指挥所”的牌子。

  我们没看到车,但“拼车”的事证实是真的。当天,驻村扶贫队长开着车进城,去为易地搬迁到县城安置点的村民办事。全村共搬迁了78户366人,大部分在县城,也有少数在凯里市安置点。易地搬迁,是脱贫的措施之一。

  驻村已三年、现有扶贫队员中驻村时间最长的罗国志介绍,今年3月,为了充实扶贫力量,剑河县把每个村都分成网格,从县直机关单位抽调下派人员担任网络员。翁座村新增加4人,加上之前他和从镇政府下派的杨凤林,一共6人。杨风林有一台车两年来经常“私车公用”用于扶贫,可座位只有5个。

  “为了顺利开展扶贫,大家一拍即合,凑钱买台车。”杨凤林说,4月份他们抽空赶到凯里市的一个二手车市场,看中了一台7座越野车。

  “老板开价3.28万元,我们希望砍点价。听到我们是用于脱贫,他爽快地说,我也是农村出来的,你们是做好事,我降2000元。我们说,你干脆再降200元吧,3.06万元,这样便于我们6个人平均分摊。成交了,我们人均付了5100元。”杨凤林记忆犹新。 车子本身买了交强险,六个都有驾驶证的人凑钱买了商业险。镇上附近有一个加油站,六个人轮着来加油,每次加300元,油箱基本可加满。六人当中,罗国志和杨凤林是事业编制,没有车补。

  “听到他们买车的消息后,我也是非常感慨。”南哨镇党委书记潘盛平有点内疚地说,“驻村工作确实需要车,但镇政府很难派车,从买车这个事看得出来,他们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真是很高。”他还透露,还有一个村的扶贫队员,也凑钱买了一台二手车。

  驻村扶贫队员需要面对的,不仅仅是交通不便,还有生活困难,甚至安全危险。

  翁座村的队员们目前是租住一栋苗族群众家的木楼办公和居住。7月的一个晚上,扶贫干部刘明加班到晚上12点,在归档材料时发现柜门不好关,使劲才把柜门关好。第二天一早开柜门的时候,才发现柜门里夹了一条五六十厘米长的毒蛇。“想想都后怕,我的床就紧挨着柜子,后来都不敢在那儿睡了,换到隔壁房间。”罗国志现在还心有余悸。

  因为条件有限,他们还是只能住这栋木楼里。

  贫困村民往往集中于偏远山区,从食住到出行,有诸多不便。与这些扶贫队员在一起,我们内心油然而生一个想法,他们真是太可爱了。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,没有怨言,没有退缩,不讲价钱,想方设法去解决、去面对,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。

  “妈妈,等到脱贫任务完成了,你们再过来看我吧”

  长相清秀的罗国志毕业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舞蹈专业,家在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,考到剑河县文广局,后来被派到翁座村来扶贫。

  “村委会换届选举第一天,我来了。感觉这里特别远、特别冷,手机没信号,好像与外部世界失联了。从小在城里长大,开始很不习惯山村的环境,心里有点酸。”

  贵州号称“芦笙之乡”,踩芦笙是苗族老百姓最喜欢的民俗,但由于缺乏条件、组织,嘹亮、清脆、欢快的芦笙已经很久没有在翁座村奏响了。外出打工的多,留在村里的人各忙各的,缺乏公共交流,人心也比较分散。

  学民族舞蹈的他,利用县文广局是“娘家”的优势,每年都帮助村里申请一笔踩芦笙的资金,平整了一块场地。“三八节”那一天,留在村里的人,都推开自己家的木门,带着自家酿的米酒、储存的好菜。扶贫队员和他们一起踩芦笙,大家开心极了。

  “一年一度的踩芦笙活动,如今像我们村盛大的文化节日,融洽了村民们的联系,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,也使他们了解了我们。大家就像一家人,团结在一起。”

  和罗国志一样,29岁的杨凤林也逆转了对扶贫工作的看法。“说实话,我从小在城里长大,没吃过这种苦,一开始我是有情绪的,曾想过辞职去做生意,但后来想通了,既然来了,就得把工作做好。”

  翁座村还有一个自然寨没通硬化路,20多户村民出行不便,他东奔西跑争取项目、资金,新修了一条2公里多长的通组路;和其他队员争取到了一个20余万元的扶贫项目,使寨门附近28户村民用上了安全水;村里手机信号有问题,带头协调了通信公司过来建信号塔……组织村民搬迁、发动黄牛养殖、推进村容整治等,他的驻村工作辛苦而又充实。

  杨凤林的女朋友是本镇幼儿园的老师。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,他们原本打算今年10月份订婚。但是全县的脱贫攻坚出列进入倒计时,10月前后正是最紧张的时候。为了不耽误脱贫攻坚工作,杨凤林要求把订婚日期推到了明年。“我们虽然在同一个乡镇工作,但由于路程远,我节假日难休息,一个月也只能见一次面,女朋友能够理解我的工作。”

  罗国志是独生子,家在凯里。“两年前,我告诉家人,要被派到一个很远的村扶贫,外公、父母都支持我,‘你要尽自己力量,帮助村里解决一些问题’,他们每次都这样教育我。”

  他的父母都是州木材公司的下岗职工,当年都出差来过南哨镇,收购销售木材。如今,国家推出生态林补偿政策,山上森林都被保护起来。他们一直想来村里看望,但罗国志没答应。“路程太远;村里的条件这样,不想让他们看到担心,平常电话、微信也是报喜不报忧;脱贫攻坚任务重,我们工作忙,真的难有时间陪伴他们。”

  当我们来访时,青翠山腰间一层层金黄的梯田里,村民们正在收割稻谷,田野上回荡着电动打谷机的声响。罗国志轻声告诉我们:“我说,妈妈,等到脱贫任务完成了,你们再过来看我吧。”罗国志和家人“预约”,明年春天插秧的时候,请他们到村里来。

  编辑老师,对于所驻村落而言,扶贫队员绝大多数是原本陌生的“村外来客”。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在农村长大。他们让我们感到可爱,是在于当他们的脚上沾满泥土的气息,身上染上稻花的香味时,他们很快深深爱上了脚下的土地,把这里当家;很快爱上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,把他们当作亲人。

  “爸爸,你什么时候再回家做客?”

  结束翁座村的走访,我们夜色中一路颠簸,回到南哨镇时,已经是晚上10:30,苗岭初秋此时寒意袭人。走进镇办公楼,光线暗淡中的一楼高悬电子屏显示:

  剑河县南哨战区

  距2019年脱贫攻坚

  仅有102天18时39分

  走入旁边挂着“脱贫攻坚前沿指挥部”牌子的办公室,里面灯火通明,座无虚席,大家正在整理扶贫资料,带头的是分管扶贫工作的镇武装部部长龙枫。

  让龙枫感动的是镇扶贫工作站站长杨通燕。扶贫工作站的活,紧张、艰苦,但杨通燕已经连干了四年。有一次,住在县里另一个偏远乡镇的母亲高血压发作,急需送医院,但却无人护送。他向龙枫请假,龙枫同意了——尽管那天有一个紧急的任务,必须晚上12点钟前完成,而这项工作只有具体负责的杨通燕最清楚。

  正当龙枫组织人赶任务时,意外的是,晚上杨通燕的办公室亮起了灯光。原来,当天他从镇上出发,赶到乡下把母亲送到县城办好住院手续,把母亲委托给亲戚后又奔回镇上。“我不知道那天他是怎么来回的。从县城到他老家,单程也要6个小时,把医院的事安置好,还要赶2个小时车回到镇上……”

  龙枫自己的“尬事”,也被潘盛平“抖”了出来。去年年底,龙枫正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忙扶贫工作,6岁的儿子进来了。“爸,我妈让你去离婚。”龙枫回了一句:“你就说,我没空。”

  龙枫知道,老婆对自己一肚子火。第二个小孩刚出生2个月,他因为脱贫攻坚任务重,没时间帮助照顾。家里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,老婆既要照顾孩子,又要折腾装修。“她把离婚协议都起草好了,我没时间看。”

  在外面的妻子也进来了,摆开架式:“走!”

  “我说,我离婚,必须征得镇党委书记同意,你先去找书记。”龙枫急中生智。也许是这句话把妻子“唬”住了,她终于没上楼去找。

  如今,夫妻关系缓和了。“前天房子终于装修完了,都是老婆弄的,我还没来得及去看。”身材壮实的龙枫,讲到此时眼圈红了。

  不仅仅是翁座村,不仅仅是南哨镇,在剑河县,无数投身脱贫攻坚的工作人员,都正在奋力拼搏。“爸爸,你什么时候再回家做客?”当爸爸出门的时候,3岁的孩子挥手告别发问——这是我们在剑河听到的家庭故事之一。

  参与扶贫的同志们,由于责任重、压力大、工作紧从而疏于照顾家庭、照顾自己。他们“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”,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。他们有的自嘲,扶贫队员在家里“地位不高”;有的内疚,照顾别人的妈,却难以照顾自己的妈;有的自叙,“脚上有泥水,身上有汗水,眼中有泪水”。据我们从贵州省扶贫办获悉,全省近年来已有72名干部倒在了脱贫攻坚一线。

  当然,他们当中也有少数不称职的,然而绝大部分人是用实际行动以“小我”换取了“大我”。在我们面前,他们并没有豪言壮语,因为他们认为,像他们这样的付出,在扶贫一线工作人员实在太普遍了,不值得多说。当他们向我们倾吐心声的时候,坦言的更多不是“酸”“苦”,而是“甜”,是工作中的成就感和获得感。这正是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可爱之处。

  从2012年至2019年8月,贵州的贫困人口从923万减少到155万,减贫人数全国第一,贫困发生率从26.8%减少到4.3%,33个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。剑河县的贫困人口,从近8万人,减至2.6万人。翁座村的贫困人口由576人降至248人。2013年开始精准扶贫,2016年打响脱贫攻坚战。“2020,贵州将彻底撕掉绝对贫困标签!”这是贵州的誓言!

  在村里路过,如果恰逢“饭点”,罗国志总是被村民挨户邀请到家吃饭。“工作得到他们认可,我的心情就像山泉水的那样甜。”他说,“当我真正融入这个村,看到因为我们的工作使村民幸福感提升了,我也觉得无比幸福。”

  两年来,杨凤林已经记不清开了多少夜路,走了多少山路。现在全村村民基本都认识他,所负责自然寨的贫困户,他都能一一叫出名字。提到为村民办理的修路、建信号塔这些实事,他为此感到满脸的自豪。“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荣幸。”

  以上就是我们报告的采访素材,我们试图用笔记录下这些最可爱人的一些侧面。让更多的人走近、理解他们,也就走近、理解脱贫攻坚,走近、理解这场与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较量。

  致礼。

  (段羡菊、施钱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