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市新闻记者赵毫

  9月22日,贵阳孔学堂2019年秋季论辩大会举行,邀请到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韩经太、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、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何俊3位论辩嘉宾,就“理学压制还是激扬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?”展开激辩。

  既是压抑,也是激扬

  活动开始,学术主持人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首先对此次论辩主题作了说明。他说,尽管当下力昌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,但人们对传统文化仍然没有达成共识,还有着不同的看法,很多人依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落后的,是垃圾和糟粕。而人们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不一致,主要体现为对儒教的看法不一致,其中又主要体现为对理学的看法不一致。如果说对儒教文化里面的一些东西给予肯定,那对宋明理学仍然是全部否定的,认为压制和限制了人民的感情和发展,如“二十四孝”“失节事大”,以及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等。正是为了澄清这些,因此邀请几位嘉宾现场论辩:“理学压制还是激扬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?”

  “理学既压制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也激扬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。”论辩开始,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韩经太开门见山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。他说,如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批评礼教吃人,这里的礼教其实不仅来自儒家,同时也来自法家,因此把“礼教吃人”归罪于理学,就绝对化了。就宋明理学来看,如朱熹在传承发扬原始儒学精神的时候,反复念叨的是孔言,里面就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感情信心的激扬,并赋予了诗意的诉求,不仅没有压制中国人的思想感情,反而是给予了激扬和升华。

 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认为,如果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角度来说,人从原始野性跟动物不区分到现在文明社会,每一步都是对自己行为的不断调整和限制,因此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限制。就像现代文明产生的红绿灯,尽管对开车的人来说非常难受,但没有又不行。同理,儒家之所以讲“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”,就是要使这些秩序能够稳定,因为秩序稳定意味着社会稳定。

  “在维护人伦关系的过程当中,自然会限制到一些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个性,压制个人的情感甚至思想,这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必然的。今天反观这些历史,我觉得我们要从两方面去认识它,它在某个阶段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、维护人际关系的作用,但是同时又限制了个人的自由、思想的创造,以及个性的张扬。”左东岭说。

  把中华文化往前推了一步

  何俊认为,其实从理学诞生的那一刻起,很快受到了别人的批评。如北宋理学最重要的代表程颐,就经常受到思想家苏东坡的批评、讽刺和挖苦。苏东坡认为,理学或是理学家的想法、行为、诉求,一是显得迂腐,二是比较虚伪。之所以遭受批评,是因为宋明理学已经不完全是理论形态,而是一种文化形态乃至制度,对朝廷和社会都有影响。

  “究其根本,人的情感其实是生理上的反应,这样一种情感,是要放任,还是适当收敛?放任有益于我们的生活,还是有所收敛才能够有意义?”在何俊看来,基于这些问题,理学家很重要的思想之一,就是认为这个世界的运行是有一个规则的,如果人的行为符合这个规则,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,但事实上却很难完全符合。如开车遇到红灯的时候,内心就会产生波动,甚至感觉烦躁。因此,理学家要求,外在的礼应该表现在精神中,对礼的认知也必须要回到人的内心。在此意义上,中国的宋明理学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是有所提升的,把整个的文化水准提高了一步。